《五四运动史》|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以及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影响。

西方世界公认的研究“五四”历史的权威著作。

核心书摘：

《五四运动史》这本书的作者是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周策纵先生生于1916年，他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都受到了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周策纵先生也颇为活跃，是学潮和罢课活动的核心人物。

在密西根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周策纵先生选择了“五四运动”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但当时周策纵先生的教授并不认可这个方向，更不同意他提出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和思想革命”的说法，甚至威胁说如果撰写“五四运动”，就取消他的奖学金。

这种不理解反而坚定了周策纵先生研究“五四”的决心，他说：“对部分中国人而言，五四运动是中国新生和解放的标志；而另一些人却把它看成是国家民族的浩劫；大多数西方人士，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更是零碎又充满误解。所以我觉得写一本书来确切记录“五四”的史实，详细检讨它的流变和效应，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于是周策纵先生把1915—1923年间的六七百种报刊都找出来，审慎地比对和检查，最终研究、汇总形成《五四运动史》这本书，以求接近事实与真理。后来，各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思想史、文学史的学者，几乎都会参考《五四运动史》，这本书也被西方世界公认为研究“五四”历史的权威著作。

关于作者：

周策纵，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研究员，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荣誉研究员，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曾获美国福特基金会学术奖、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学术奖、美国古根汉学术奖、美国科学院学术奖。

学什么：

1、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为什么是学生和知识分子？

2、五四运动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一、为什么是学生和青年？

首先，我们来看看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为什么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会是学生和青年。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对“五四运动”进行一个界定，否则很多问题就很难讨论清楚。

作者周策纵先生认为，不应该狭义地把“五四运动”定义为1919年5月4日当天，中国学生在北京游行示威，从而引起的一系列罢课、罢市、罢工及其他事件。任何行动和事件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五四运动也一样，它应该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式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五四’游行示威不过是这个历程中的高潮，或者说是重要标志。

按照这个理解，那么五四运动就应该爆发在1917年年初到1921年年底的五年时间里。1917年，新兴的思想界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为中心，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发起新思想和新文化改革。1919年巴黎和会做出“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激起中国民众的爱国心和反抗列强的情绪，中国学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领袖们得到这种群众情绪的支持，发起一系列的抗日活动和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希望通过思想改革、社会改革来建设一个新中国。1919年5月4日的抗议示威是这一系列活动的转折点，商人罢市，工人停工，就连乞丐、小偷、妓女、歌女都参与进来，最终迫使北京政府让步，改变内政和外交政策。但之后不久，运动逐渐卷入政治旋涡，1921年以后几年里，思想改革和社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

因此，周策纵先生把“五四”时代划定在1917年到1921年的这一段时段内，而这段时期又可以以“五四”事件本身作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新兴的知识分子集中精力，以他们的思想来感召学生和青年；在第二个阶段里，学生们成为主力，发动了对某些旧思想、旧传统的全面攻击。但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主角都是学生和青年。那么为什么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偏偏是学生和青年呢？

1、首先，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学生或知识分子讨论政治的传统。

早在公元前542年，就有郑国人在乡校里批评朝廷的事件。郑国当时的执政者子产鼓励社会舆论监督，郑国人可以到乡校聚会，议论执政者施政措施的得失。郑国大夫然明为了试探子产的开明程度，就对子产说：“把乡校毁了，怎么样？”没想到子产反问：“何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意思是说：“为什么要关掉呢？人们不过是下学后在那谈论下国家的政策，如果他们说得对，我就采纳，不对就不理会，何必关掉呢？”

这是记载在册的、最早的由学生批评政治的例子。之后，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

西汉末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1000多名太学的学生在博士弟子王咸的领导之下，抗议朝廷惩处一位刚正的官吏司隶鲍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太学学生直接干涉内政的事件。公元前2世纪东汉时，太学生郭泰联合了朝臣和思想界的领袖们，大胆批评朝廷和宦官，后来数百官吏和学生被当作“钩党”关入牢狱并判处死刑，造成“党锢”事件。

宋朝，学生运动更是空前普遍。徽宗宣和七年（1125），太学生陈东领导太学学生，控诉宰相和部分军事领袖处理国事失误，并请求皇上处死他们。遗憾的是这次学生运动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第二年，陈东又率领几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当时支持他们的“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他们要求皇帝惩罚宰相，起用李纲为相，并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抵抗北方来的金人的侵略。皇帝的内侍遭受民众猛烈的袭击，被杀死了数十人。结果朝廷处死了与这次暴力行动有直接关系的民众数人，其中就包括陈东。但朝廷也受到民意逼迫，改变了一些外交和内政政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校学生领导平民干涉外交政策的典型事例。宋朝后期又陆续发生了五六次类似的学生运动，而且还有学生罢课事件的记载。

那么为什么学生干涉政治的现象会在中国发生呢？这是因为在君主政体之下没有真正的立法机构或一种民众代议制度，少数受过教育的群体想要设法表达自己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来，在危难时期，往往是官办学校，通过教职员和学生团体，担当起公意代言人的角色。中国早期和现代的评论家们大抵都赞同这种活动，比如17世纪著名学者、思想家黄宗羲就曾主张过一种政治制度，建议把学校当作消息灵通的发表公共舆论的场所，或一种立法代表机构。

既然我国自古就有学生议论政治的传统，那五四运动由一批青年学生组织并引发也就不奇怪了。

2、除了学生讨论政治的传统为五四的学生运动奠定了基础外，学生和青年之所以能够成为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热血、容易被刺激和影响。这一点从学生对“二十一条”和《民四条约》的态度就能看出来。

1915年，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一次私人会晤中，向民国总统袁世凯呈递了几页写在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的文件，文件中写了五项、二十一条无理要求，比如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有权建立日本医院、教堂和学校；重要城市的警察必须由中日合作组织和管理；中国所需的军器半数或以上要从日本购买；准许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中日合办的兵工厂。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种意图控制中国的要求，比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管理期限，都延至99年。这便是恶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学生和青年群体受到“二十一条”的刺激，很快便召集了许多群众大会。2月19日，上海成立了“市民爱国会”，专门反对“二十一条”要求。2月底，“国民对日同志会”在上海组织起来，之后同志会在公共租界召开民众大会，发起抵制日货行动，参加人数达到十数万。抵制日货的运动很快就遍及中国各大城市，人们在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甚至海外的旧金山，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特别组织。

袁世凯迫于压力，开始与日方进行谈判和交涉，这场谈判持续了近四个月，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不加修改地接纳二十一条中第一、二、三、四项所有的要求和第五项内有关福建的要求”。

袁世凯觉得第五项内其他比较苛刻的项目都已经删掉，而且忌惮日本已经开进中国境内的军队，于是接受了日本最后通牒中的所有要求，并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

在谈判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策略，利用中外新闻界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虽然日本要求对条约内容严格保密，但中国官员还是逐渐把条约内容泄露出去了。一时间，学生和新式知识分子的声音响彻全国。

当谈判还在北京进行的时候，中国各地就群情激昂，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章杂志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日情绪。十九省的都督向中央呼吁，切勿向日本的要求屈服。据说每天总统府都会“潮水般涌进”无数信件和电报，都是中国人为了表示他们的愤慨而发出的。 

当北洋政府因为最后通牒而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后，中国民众的愤慨达到了顶峰。“毋忘国耻”的标语在全国随处可见，或涂写在墙壁上，或附在商品的商标上，还有的被印在信纸信封上。

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这也要得益于学生和知识分子因“二十一条”刺激而爆发出的国耻感。

3、除了学生热血、容易被刺激和影响外，海外留学生的改革热忱也是致使学生和青年成为五四运动中坚力量的一个重要原因。

过去的留学生大多对改革的热忱都不太高，清朝末年从西方回国的留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参与当时正在发展的改革运动，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

但在五四运动时期，新的思想和行动往往与归国留学生有密切的联系。美国是近代中国正式派遣留学生的第一个国家。早在1872年，中国就派遣了30名男孩到美国接受教育。到了1915年，在美国专门学校及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已经超过了1200人。

日本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使这些留美学生群情激昂，当时《中国留美学生月刊》上讨论的都是中日问题，有些学生说，中国应该斗争，仿效比利时的抵抗，而不应该像朝鲜一样被征服统治；有些人主张中国不应被“日本化”；另外一些人认为，目前中国国内的这个危机，需要各人“放弃自己前途的原定计划”，做“重大的牺牲”。其中一篇社论就说：“我们应该做对国家最有贡献的事，如果必要的话，甚至牺牲生命……中国现在需要能干的人才比需要任何其他东西更为迫切。因此，我们的责任十分简单——回国去！”这些留学生回到中国，很快就参与进学生运动中，壮大了运动的规模。

而留日学生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更大，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输入，而这两种思想在1919年的中国青年群体中十分流行。学界普遍认为，当时很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都与日本社会主义领袖们发生过接触，并从他们那里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想。1900年，一名留日的17岁青年学生江亢虎，就因为受到日本社会主义领袖安部矶雄、片山潜、大杉荣等人的影响而接受了社会主义。后来他在上海张园召开了一个社会主义同志会,几个月后，又在上海创立社会主义宣传协会，印行《社会主义明星报》。辛亥革命后一个多月，江亢虎把协会改组成中国社会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据江亢虎自己说：“先后二十个月内，支部成立四百余处，党员加入，共五十余万人。”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无论是留美学生还是留日学生，他们都在政治和革命中展现出了积极的姿态和思想，为五四学生运动注入动力，成为运动的中坚力量。

二、五四运动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五四运动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作者周策纵在书中说：“毫不夸张地说，在新式知识分子的所有活动中，新思潮的意义最大。”

1915年夏天，在留日学生反对“二十一条”纷纷回国之际，曾经参加过革命工作、后流亡在日本的陈独秀，意识到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国才有摆脱军阀桎梏的可能。于是他在1915年9月15日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新青年》，李大钊是这一杂志早期的撰稿人之一，这本杂志的诞生标志着一次根本性改革运动的起点。

1916年，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的蔡元培从法国回国，并于1917年起着手北京大学的改组，他的办学理念是思想自由，民主管理，北大从他那时起就成为一种精神引领着中国人的自由思想意志。

陈独秀和蔡元培的行动大大增强了五四运动的实力。1917年夏天，胡适、蒋梦麟也从美国回国，加入了这群新式知识分子的领袖集团。这群知识分子最先意识到，除了要将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治制度介绍进来外，同时还要对传统的中国哲学、伦理观念、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和制度进行彻底重估，参考西方的这些部门，重新创造。这不同于前一时期鼓吹的那种有心无意的改革或是局部革新，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盼，要推翻那些停滞不前的旧传统，而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

这时的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只求诉诸真理与事实，坚持所有的推论都必须要有证据，主张对一切没有证据的事情都应当存疑，而不是乞灵于古圣先贤，诗云子曰，或道德教条。

胡适就曾说过：“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另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思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白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这种基于实验主义、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认知，是一种纯粹逻辑推理，是一个智识分子应有的思考方式。当然，“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智识分子，对于纯粹理性的思考也并未完全做到，但许多人有了这样的向往，就已经具备了划时代的意义。

要是这种清浅的理性，没有和当时救国运动的热忱结合在一起，就不能形成巨大潮流。那么这种思潮就无法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受到，结果就是中国人基于理性的思考方式可能还要推迟多年，而理性对于一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群体一旦失去理性，就成了乌合之众，这样的群体对任何文明的破坏都是致命的。

也正是具备了基础理性的思考方式，当时的知识分子领袖才没有激进得反对所有的旧传统。1919年7月20号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认为当时舆论界太危险，对于青年人有了不好的影响，完全不去实地考察中国当时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换句话说，口号并不能救中国。早在1915年日本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时，胡适就对留美学生表现出的激烈情绪表示出了“理性“，他认为学生最大的责任就是完成学业，只有教育才能救中国。他说：“我并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我只知道答案不在这里。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地去把它找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辩论双方所持的原则都是基于冷静严肃的思考，而辩论的最后，双方还是以理智为主，这再次证明了理性之于社会的重要。

王小波说：“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以才有了五四运动，有了理性思维的觉醒。

结语

以上就是《五四运动史》这本书的部分内容。

我们从五四运动的主要力量和思想影响这两方面入手，对五四运动进行了一次细节的还原。

五四运动如果从最早期算起，至今已经有104年的时间。这期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历史绝不会重演，那我们今天来重温这段“五四”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作者周策纵先生说，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它的精神还活着。

“五四”提倡的理性和知识，是最适合现代新潮流的趋势。20世纪由蒸汽文明进展到电力文明，由原子能文明进展到电子文明、信息文明。在可见的将来，在21世纪，科技的地位会越来越高，“知识”和“理性”必定会成为最重要的“财富”。从这点来说，“五四”思潮实在有合于未来潮流之处。

所以，“五四”更像是可以再充电的电池，即使时代变了，它还会有无比的感召力。

【编辑：依兰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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